唐代性自由度較大的三大具體表現

時間：2024-11-20 03:54 作者：修身堂

1．未婚者私結情好

從總的看來，唐代的婚姻締結主要還是媒妁婚，要遵從父母之命。但是，未婚男女私結情好的事較多，這表現出唐代人對愛情和性追求的勇敢和大膽，對封建禮教的反抗，對人性自由發展的向往。

從史書和當時的許多文學作品中都可以見到，唐代民間婦女自由戀愛、自由結合的事是比較常見的。“娼家越水邊，搖艇入江煙，既覓同心侶，復采同心蓮。”“楊柳青青江水平，聞郎江上唱歌聲，東邊日頭西邊雨，道是無情卻有情。”這些詩歌都寫出了勞動婦女自由的愛情生活。她們長年在外勞動，與男性交往較多，禮教觀念淡薄，感情自然純樸奔放，所以自由戀愛的事較多。

至于一些中上層的女子，這類事也不少，而且社會并不過分譴責。例如，大歷中才女晁采與鄰生文茂時常以詩通情，并乘機歡合，晁母得知，嘆曰：“才子佳人，自應有此。”于是為他們完婚。女子與情人私奔之事也時有發生，如臺州女子肖惟香與進士王玄宴相戀，私奔瑯琊，住在旅舍中。唐代的許多傳奇小說都描寫了這一類男女追求愛情、自由結合的故事。后世廣為流傳的《西廂記》出自唐代的《鶯鶯傳》，鶯鶯和張生私通，實際上這個故事的結局也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終成眷屬，而是鶯鶯另嫁，張生另娶，后來兩人還有詩賦往來。從《鶯鶯傳》中還可以看出，當時人們對此并不以為怪，只是說張生太忍情了些，而且作為佳話韻事傳頌不已。由此可見，唐人對子女婚前貞操并不十分計較，失身而又另嫁也視為常事。遍覽唐人傳奇、筆記，閨閣少女或女仙、女鬼“自薦枕席”的事俯拾皆是，這正是社會現實的真實反映。

當然，也決不能認為唐人都提倡婚前性行為，只是對此看法不苛而已。有些文人、學者對婚前“失貞”還是有所譴責、有所勸誡的。例如詩人李商隱曾批評當時的世風說：“女笄上車，夫人不保其貞污”，意思是新娘子不一定是處女。白居易還有《井底引銀篇》的長詩專寫小家女“淫奔”的事：

妾弄青梅憑短墻，君騎白馬傍垂楊，

墻頭馬上遙相顧，一見知君即斷腸。

……暗合雙鬟逐君去。

到君家舍五六年，君家大人頻有言，

聘則為妻奔是妾，不堪主祀奉蘋蘩。

終知君家不可住，其奈出門無去處，

豈無父母在高堂，亦有親情滿故鄉，

潛來更不通消息，今日悲羞歸不得。

為君一日恩，誤妾百年身。

寄言癡小人家女，慎勿將身輕許人。

李商隱的詩是對世風不滿，白居易的詩是為了警誡世人，但從另一方面也可看到，當時私合、私奔的事是不少的。

至于當時男女愛情的基礎，當然不可能像現代那樣要求志同道合，而還是脫離不了“郎才女貌”的模式。女子愛慕的對象往往是風流才子，男子愛慕的對象往往是絕代佳人。“我悅子容艷，子傾我文章”，“小娘子愛才，鄙夫重色”這就是典型的唐代男女的戀愛觀。#p#副標題#e#

2．已婚者另有情人

在唐代，不僅婚前性行為發生較多，而且婚外性行為也發生較多，不僅如第一節所述的宮廷生活如此，而且民間也是如此。

例如，貞元中，文士李章武寄宿于華州一市民家，與房主的兒媳相愛交歡并且生死不渝。貴族姬妾達奚盈盈私藏少年男子于房中，官府尋人，她便教給情人告訴官府此處人物、食品等情況如何，使唐玄宗誤以為是藏在虢國夫人之家。后來，玄宗戲問此事，虢國夫人并不否認，只是大笑而已。維揚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詩，一少年入門而言：浮生如寄，年少幾何，豈如偷頃刻之歡。于是孟氏就和他私合。長山趙玉之女一日獨游林藪，見一錦衣軍官十分英武，便說：我若得此夫，死亦無恨。軍官說：暫為夫可乎？趙氏說：暫為夫亦懷君恩。于是二人在林中歡合而別。

以上都是唐人筆記中的故事，反映了大量的現實生活。在唐人筆下，不僅前代后妃、美人、西子、王平等紛紛化鬼作仙與今人同衾共枕，就連織女也丟下牛郎，夜夜到人間與情人私會。情人問她怎么敢丟下牛郎獨自下凡，織女卻說：關他何事？況且河漢隔絕，他也不會知道，就是知道了，也不用擔憂。這些事雖屬子虛，但都反映出唐人的一種性開放觀念，唐人對婚外性行為并不認為是奇恥大辱，反而當作風流韻事。

當時的社會風氣，對妻子的貞節要求不那么嚴格，對婢妾就更無所謂了。當然，如果婢妾與人私通，主人發現后也會大發雷霆，嚴格懲罰，但這可能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尊嚴被侵犯了，而婢妾的貞操還是次要的。如《隋唐佳話》中載一隋時的故事說：

李德林為內史令，與楊素共執隋政。素功臣豪侈，后房婦女，錦衣玉食千人。德林子百藥夜入妻室，則其寵妾所召也。素俱執于庭，將斬之。百藥年未二十，儀神雋秀，素意惜之，曰：“聞汝善為文，可作詩自敘，稱吾意當免汝死。”后解縛授以紙筆，立就，素覽之欣然，以妾與之，并資從數十萬。

這似乎是一段憐才惜才的佳話，不過，如果誘其寵妾者不是與楊素共執隋政的李德林之子，也許早就人頭落地了。誘其寵妾觸犯了楊素的尊嚴，不得不斬，但又以令百藥“作詩自敘”的辦法“下臺階”，并獲美名，這還是聰明之舉。婢妾自然也要為主人守貞，這只不過是對私有財物獨享使用權、保護權的意思，而作為“物”，終究是可以給人的。可見，對婢妾們的貞操也并不那么重視。#p#副標題#e#

3．離婚與再嫁不難

封建禮教對于女子離婚與再嫁是作了許多嚴酷限制的，社會對離婚與再嫁的態度也反映出社會的開明程度、婚姻自由度和性自由度。唐朝仍是封建社會、男權社會，在婚姻問題（結婚與離婚問題）上仍舊是以男子為中心。唐律中也有“七出”和“三不去”的規定（見本書第三章第四節），盡管有一定限制，但男子出妻還是很容易的，出妻的事很多。例如，嚴灌夫妻慎氏因十余年無子被休棄。李回秀的母親出身微賤，其妻喝斥奴婢，母親聽了不高興，李就休棄了妻子。

白居易的判文中也記載了不少出妻之案：有因為父母不愛而出妻的，有因三年無子而出妻的，有因妻子在婆婆而前喝斥狗而出妻的，也有因為妻子織布不合樣式而出妻的。當然，最常見的還是男子喜新厭舊、富貴而易妻這種封建王朝普遍具有的現象。例如許敬宗在擁立武則天為后時就說過：“田舍兒剩種得十斛麥，尚欲換舊婦”這樣的話。

以上都是男權社會的普遍現象。可是唐代的特點是在社會生活中大量存在休妻現象的同時，女子主動提出離異或棄夫而去的事也時有發生。例如唐太宗時劉寂妻夏侯氏因父親失明，便自請離婚，奉養老父。秀才楊志堅嗜學而家貧，妻子不耐貧苦，去官府要求離婚改嫁。楊志堅以詩送之曰：“平生志業在琴詩，頭上如今有二絲。漁父尚知溪谷暗，山妻不信出身遲。荊釵任意撩新鬢，鸞鏡從此畫別眉。今日便同行路客，相逢即是下山時。”

當時州官顏真卿處理此案，把這個女人批判了一通，云：楊志堅素為儒學，遍覽‘九經’，篇詠之間，風騷可摭。愚妻睹其未遇，遂有離心。王歡之廩既虛，豈遵黃卷；朱叟之妻必去，寧見錦衣。污辱鄉間，敗傷風俗，若無褒貶，僥倖甚多。

最后，雖然判決離婚，任其改嫁，但責杖刑二十；同時對楊志堅“贈布絹各二十匹，米二十石，便署隨軍”。據說，由于顏真卿這一判，風俗大正，此地再無棄夫之人。可見，當時期夫之事原本不少。

唐末還有一位李將軍之女，由于戰亂離散，不得不嫁給一名小將為妻。后來她找到了親屬，便對丈夫說：“喪亂之中，女弱不能自濟，幸蒙提挈，以至如此。失身之事，非不幸也。人各有偶，難為偕老，請自此辭。”全不把“貞節”、失身當一回事。

女子離婚或喪夫后再嫁，也是唐代的普遍風氣，不受社會輿論譴責。據《新唐書·公主傳》載，整個唐代，公主再嫁的達二十多人：計有高祖女四，太宗女六，中宗女二，睿宗女二，元宗女八，肅宗女一。其中三次嫁人的有三人。這說明當時的朝廷對此是不以為怪的。

此風不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，而且存在于官僚、貴族以至于平民之家。即使是門第顯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諱娶再醮之女。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婦薛氏。嚴挺之的妻子離婚后嫁給刺史王琰，后來王犯罪，嚴還救了他。韋濟之妻李氏夫死以后，主動投奔王縉，王納為妻室。就是一代大儒韓愈，女兒先嫁其門人李漢，離婚后又嫁樊仲懿，可見讀書人家也不禁止女兒再嫁。

歷史上這方面的記載頗多，例如《西陽雜俎》云：……忽聞船上哭泣聲，皓潛窺之，見一少婦，縞素甚美，與簡老相慰，其夕簡老忽至皓處，問君婚未，某有表妹嫁于某甲，甲卒無子，今無所歸，可事君子，皓拜謝之，即夕其表妹歸皓。

這樣以極簡單的手續，使曠夫怨女兩得其所，這實在是一件好事、美事。

在那個時代，有些夫妻矛盾解決的方法似乎也比較文明。唐代有個叫南楚材的文人，旅游外地，準備另覓新歡，找了個借口說不能再回家了。妻子薛媛善于詩畫，她了解丈夫的感情變化與企圖，就對鏡繪下自己的容貌，又寫了一首委婉纏綿的詩寄給南楚材。詩云：

欲下丹青筆，先拮寶鏡寒。

已經顏索寞，漸覺鬢凋殘。

淚眼描將易，愁腸寫出難。

恐君渾忘卻，時展畫圖看。

南楚材看后，非常慚愧，就返回家中，矢志和薛白頭偕老。薛媛對丈夫的變心，沒有一味指責與詈罵，而是用夫妻之情來感化他，教育啟發他，這是比較理智、策略與文明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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