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人認為，在古代中，軍市是一種特殊的地方，和現在的“紅燈區”類似，那么真相真的是這樣的嗎？

王書奴的《中國娼妓史》認為“《商君書·墾令篇》說：‘令軍市無有女子，……輕惰之民，不游軍市，……則農民不淫。……’由此便知道‘軍市’本有女子，為行軍時臣妾，役罷則別設市區，仍以軍名，農民亦可往游，簡直與漢代‘軍市’‘營妓’相同。”

“軍營里面有軍市。古代軍皆有市，《尚書·費誓》說：‘臣妾逋逃無越逐。’又說：‘寇攘垣墻誘臣妾。’因為軍中有妾，所以要別置垣墻，在周初魯伯禽時已然。漢丙吉為平騎將軍軍市令，(《前漢書·丙吉傳》)后漢蔡遵為光武軍軍市令。(《后漢書·本傳》)這就是一軍有一市的證據。又《漢書·馮唐傳》說：‘趙將李牧為邊將，居邊軍市之租，皆自用饗士，賞賜決于外，漢魏尚為云中守，軍市租盡以給士卒。出私養錢，五日一殺牛，以饗賓客軍吏舍人。’又《漢書·胡建傳》說：(亦見《說苑·指武》)‘胡建監軍，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買區，建為軍正丞斬御史。’看了上面所引的話，知道漢代屯衛軍隊的市垣性質與《費誓》上所說的‘垣墻’相同。……又漢代軍市有租稅，又每市有軍令，其組織大約似齊宮中的‘女市女閭’。”

然而這樣的論述實屬毫無史實根據的穿鑿附會。漢代軍市的“市垣”與周代的“垣墻”盡管都是圍墻，但前者是軍營、軍市的圍墻，后者是貴族莊園或庶民家宅的圍墻，兩者都與營妓無關，都不可能是妓院的圍墻。周代的臣妾之“妾”不是營妓，漢代“軍市”也不是軍中妓院。作者的錯誤推測，是在對古代軍市缺乏必要了解的情況下作出的，實際上該書作者對“女市女閭”的史實也同樣缺乏基本了解。

1 對《費誓》的錯誤解讀

《費誓》有“魯侯伯禽宅曲阜，徐、夷并興，東郊不開，作《費誓》。”的前言，意為魯國國君伯禽定都曲阜，徐戎和淮夷在邊境侵擾作亂，魯國不能開設東郊，所以要誓師討伐。這是魯國公伯禽東征伐徐前，在名為“費”(音bì，位于今山東省費縣)的地方向軍隊發布的誓詞。《誓》是戰前的動員令，其中包括約束軍隊的軍紀。《費誓》中有“馬牛其風，臣妾逋逃，勿敢越逐;祗復之，我商賚汝。乃越逐，不復，汝則有常刑!無敢寇攘，逾垣墻，竊馬牛，誘臣妾，汝則有常刑!”的記載。唐代孔穎達的《尚書正義》，對《費誓》有著逐字逐句的詳盡疏注，有關此段的釋義為：

“馬牛其風，臣妾逋逃，勿敢越逐;(馬牛其有風佚，臣妾逋亡，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。役人賤者男曰臣，女曰妾。)祗復之，我商賚爾。(眾人其有得佚馬牛、逃臣妾，皆敬還復之，我則商度汝功，賜與汝。)乃越逐，不復，汝則有常刑。(越逐為失伍，不還為攘盜，汝則有此常刑。)無敢寇攘，逾垣墻，(軍人無敢暴劫人，逾越人垣墻，物有自來者，無敢取之。)竊馬牛，誘臣妾，汝則有常刑。(軍人盜竊馬牛，誘偷奴婢，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。)”

其中對“臣妾”的注釋為“役人賤者，男曰臣，女曰妾”。在營妓興盛的唐代，孔穎達根據史料只作出“妾”是女性賤役的判斷，并沒有想當然地就此認為“妾”是春秋時代的營妓，倒是2500年后的王書奴，卻在缺乏歷史根據的情況下主觀斷定“妾”是營妓。

《費誓》這段內容譯成當今白話文應該是： “牛馬散失，男女賤役逃走，不準遠離軍營追捕;得到的牛馬賤役，要有禮貌地歸還原主，我會賞賜你們。如擅敢遠離營壘追逐，或不予歸還，你們就要受到常刑的懲罰。不準搶掠，翻越圍墻，盜竊牛馬，誘拐男女奴仆，違者就要受到常刑的懲罰。”

作為魯侯伐徐前的軍令，內容的前半部分，指的是魯國軍中的牛馬和男女賤役，如有逃散，不準遠離駐營地去追趕，以免延誤軍機;后半部分是不準兵士搶掠，翻越莊園的圍墻，盜竊牛馬，誘拐男女奴仆。后者的牛馬臣妾則是指魯國貴族或庶民的財產。攻入徐戎境內后，是否也會執行不準搶掠的軍令就不得而知了。

春秋戰國時，男奴稱“臣”，女奴稱“妾”，“臣”和“妾”相當于后世的“男奴”和“婢女”，同為卑賤的奴仆。因此當時“臣妾”的妾，含義不同于后世“妻妾”的妾，不能見了“妾”，就捕風捉影聯想到“妓”，更何況后世也不能任意把妾與妓混為一談。在完全缺乏史料依據的情況下，沒有理由憑空把春秋時代軍中的“妾”定位為“營妓”，盡管當時還沒有營妓的名稱。“妾”是“役人賤者”中的女性，和“臣”一樣在軍中從事繁重的雜役，并非營妓。與牛馬并列的臣妾，都是像牛馬一樣的奴隸，可以買賣、贈送，也可能被誘拐。臣、妾逃跑和牛、馬散失一樣，都是古代的常事，所以才被著重提了出來。然而從《費誓》的內容中，我們并不能找到“妾”便是營妓的線索。

王書奴把春秋時代的“妾”視為營妓，他的所謂“臣妾逋逃無越逐”和“寇攘垣墻誘臣妾”是“因為軍中有妾，所以要別置垣墻”的論斷，顯然是建立在對《費誓》文句錯斷誤讀的基礎之上的。“臣妾逋逃無越逐”的“臣妾”是魯國軍中的男女賤役，“寇攘垣墻誘臣妾”的“臣妾”則是魯國貴族或庶民家里的男女奴仆，然而在王書奴筆下兩者竟然都成了“營妓”。至于“無敢寇攘，逾垣墻，竊馬牛，誘臣妾”，則被錯斷為“寇攘垣墻誘臣妾”，因而把魯國貴族莊園或庶民家宅的垣墻變成了軍隊的營壘，這更是對史料的莫大曲解。因為“無敢寇攘，逾垣墻，竊馬牛，誘臣妾”，指的是禁止士兵對魯國貴族莊園和庶民家宅的搶掠，或許也包括進入徐戎境內后不擾民的軍紀。如果指的是徐戎軍隊的營壘，劫營就是正常的軍事行動，哪有禁止之理?否則，豈不成了魯國士兵翻越自己軍營的圍墻搶掠、盜竊牛馬和誘拐臣妾。如果真要出現這樣的事件，士兵所受的處罰就不可能是“常刑”，而必定會是《費誓》中最重的“大刑”，也即死刑。實際上，不論是軍隊營壘或貴族莊園的垣墻，不但是為了保護包括牛馬、臣妾、財物或糧草、軍械、輜重在內的所有物資和財產，更重要的還是為了保護將士或貴族的生命安全，豈止僅僅是為了防止“妾”的逃亡或被誘拐。

2 軍市不是軍營妓院

中國古代軍市的歷史十分悠久，其雛形最早出現于春秋時期。西周的青銅器“兮甲盤”銘文有：“王命征司成周四方積，至于南淮夷。南淮夷舊我帛畝人，毋敢不出其帛、其積，其進人、其賈，毋敢不即次、即市。敢不用命，則刑，翦伐。其惟我諸侯百姓，厥賈毋不即市，毋敢或入蠻宄賈，則亦刑。”銘文中提到的“次”和“市”已帶有軍市的性質，實際上是周朝戍邊軍營的早期軍市。銘文內容表明，在軍市中進行交易的既有來自南淮夷的客商，也有周朝諸侯國的子民。要向周王朝稱臣納貢的南淮夷，并不是周的諸侯國，有時還會侵擾周的邊境，所以不遵守市場規定就會受到征伐，周朝本國百姓不遵守也會受到懲罰。

有關軍市的確切記載則始于戰國時期。《史記·馮唐列傳》有“唐對曰：‘李牧為趙將居邊，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，賞賜決于外，不從中擾也!’”的記述。

《商君書·墾令篇》有“令軍市無有女子;而命其商，令人自給甲兵，使視軍興;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，則奸謀無所于伏，盜輸糧者不私稽，輕惰之民不游軍市。盜糧者無所售，送糧者不私，輕惰之民不游軍市，則農民不淫，國粟不勞，則草必墾矣。”

《戰國策》記述：蘇秦游說齊閔王曰：“彼戰者之為殘也，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，輸飲食而待死士，令折轅而炊之，殺牛而觴士，則是露軍之道也。”

以上說明趙、秦、齊三國都有軍市，而且從中也可清楚看出軍市的性質并非妓院。其余楚、燕、韓、魏諸國雖不見軍市記載，但情況應該是相似的。此后軍市歷經各個朝代，一直延續到清朝。

《中國娼妓史》引證《墾令篇》時，特別提到了“令軍市無有女子，……輕惰之民不游軍市，則農民不淫，國粟不勞，則草必墾矣。”該書作者對此的理解，以及引證這段文字的意圖似乎是這樣的：因為要證明軍市“其組織大約似齊宮中的‘女市女閭’”，是對士兵和百姓都開放的妓院，所以“令軍市無有女子”，軍市便不再有營妓，那么“輕惰之民不游軍市，則農民不淫，國粟不勞，則草必墾矣。”農民就不再去軍市嫖妓，因而能規規矩矩回家種地。按照軍市似女市之說，兩者同為妓院，軍市內就應該只有一類女子，便是營妓。當時雖然還沒有營妓的名稱，但是總會有一個相應的專用稱謂，商鞅為什么不用這一專稱，而是說“令軍市無有女子”。“女子”是泛指所有女性，并沒有限定哪一類女性，這就表明軍市內有多類女性，而商鞅是不準任何女性進入軍市。再則，如果軍市確實似女市，軍市中自然便只有一類女性，沒有了女子，也即關閉了軍市。對此，商鞅又為什么不直截了當提出撤銷軍市，卻要在“令軍市無有女子”的同時，提及要求商人重視配合軍情發展，進行鎧甲兵器裝備經營，以及政府嚴格控制糧食買賣等與軍事有密切關系的商業活動內容?這樣做不僅在邏輯上講不通，而且也毫無必要。如果說蓄養營妓的“女市”是軍市的一個組成部分，那么商鞅也可以明確地提出關閉軍市中的“女市”，不必為此繞一個大圈。由此可知，軍市完全不似王書奴想象中的女市，而是軍營管轄下的實實在在的商市。

“軍市似女市”是對《墾令篇》有關內容的斷章取義，牽強附會地取其所需，并加以極大曲解的產物。《墾令篇》有關軍市的整段話譯成今天的白話文是這樣的：“軍市上不準有女人;要命令商家，讓他們主動為軍需給養和兵器備貨，使他們關注軍需物資的需求和軍情動向;還要讓軍市沒有私運糧食的人，那么圖謀不軌的奸徒就無處隱伏，盜運糧食的人無法隱藏贓糧，游手好閑的不良之徒就不會到軍市游蕩。偷盜來的糧食無處出售，運送糧食的人不徇私，游手好閑的的不良之徒不到軍市游蕩，那么農民便不會游散，國庫糧食就不會損耗，荒地就必定能得到開墾。”

軍市既然是軍營的商市，不是蓄養官妓的妓院，怎么會有女人?為了改革軍市，商鞅又為什么要把“令軍市無有女子”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?這就要從軍市的性質去探求。軍市實質上是古代軍需后勤供應保障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，雖然隸屬軍營，由軍方管理，但是商家和參與交易的人，卻主要是是包括農民在內的庶民百姓。其中，自然會夾雜不少游手好閑的“輕惰之民”，并且“輕惰之民”中既有男人，也會有女人;其時，家庭經商，全家男女都可能進入軍市，這也是軍市存在女人的原因之一。軍市中既然有女人，出現賣淫嫖娼行為就屬不可避免，但賣淫者決非營妓，因為史籍從無軍市內有軍隊設立妓院的記載。

男權社會，財色是一切罪惡的根源，古代如此，當今亦然。商鞅時代，《商君書·墾令篇》中所指的“奸謀”、“盜輸糧者”、“盜糧者”、“輕惰之民”，與當今的不法之徒和無業游民相似;古代軍市官吏中的不廉潔者，也與當今的貪官污吏相仿，既貪財好色，也利用女色搞陰謀，受美人計腐蝕的也不會少。商鞅變法旨在富國強兵，農業是古代經濟發展的命脈，糧食生產則是重中之重。為此必須排除一切不利于農耕的因素，改革軍市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。要整頓和改革軍市，首先必須懲治混入軍市偷盜和私運糧食的不法之徒，以及與此密切關連的腐敗官吏，而兩者的禍根都是貪財好色。貪財好色和偷盜腐敗的主體是男人，在大多數情況下，女人雖是充當玩物和工具的犧牲品，但也是沾光享樂的受益者。男權統治下的社會，軍市的經營必定由男人運作，商鞅要消除女色在偷盜、腐敗上所起的破壞性作用，也只能把女人當作禍水潑出軍市。“令軍市無有女子”的根本原因應在于此，也正是這句話，可以確切地證明軍市絕對不是所謂的“女市女閭”，不是蓄養營妓的妓院。如果是妓院的話，妓院怎么可能“無有女子”?

這里還必須對“農民不淫”作出合理的正確解釋。在佛教傳入中國后，由于佛教視性為淫，后世受此影響，從字義上把“淫”和“色”，也就是近代的“性”等同起來。當代人更因此望文生義，致使“農民不淫”理所當然地成了農民不嫖妓，或者不淫亂。然而這樣理解的結果，就使農民等同于嫖娼性亂的“輕惰之民”。既然如此，商鞅為什么不把兩句話合并成一句，說“農民不游軍市”，以表達得更加清晰透徹，而偏要作“……輕惰之民不游軍市，則農民不淫……”這樣的贅述。這就表明“農民不淫”并不是農民不嫖妓、不淫亂的意思。就“盜糧者無所售，送糧者不私，輕惰之民不游軍市，則農民不淫，國粟不勞，則草必墾矣。”的完整意義來分析，首先必須明確農民生產的糧食，納完公糧，留夠口糧，余糧就要拿到軍市上去出賣，而這正是商鞅發展農墾的目的，所以不但不應阻止農民去軍市，而且農民也不可能不去軍市。至于整頓改革軍市，是為了使“偷盜來的糧食無處出售，運送糧食的人不徇私，游手好閑的的不良之徒不到軍市游蕩，那么農民便不會游散，國庫糧食就不會損耗，荒地也必定能得到開墾。”禁止私商在軍市偷運和出賣糧食，是為了保證進入軍市的糧食必須由國家統一收購、運輸、儲藏，以充實國家糧庫，保障軍糧供應。而“輕惰之民”游市會滋生私運、盜賣糧食的犯罪活動。非法盜運倒賣糧食能迅速獲利，就會刺激農民不務正業，促使他們放棄耕種，造成農民大量游散，淪為“輕惰之民”，以致田地荒蕪，并進而形成惡性循環，最終導致國家不但收購不到糧食，反而加劇國庫糧的損耗，所以商鞅才要使“輕惰之民不游軍市”。可見農民不但不等于“輕惰之民”，而且“農民”和“國粟”一樣都是“輕惰之民”猖獗的受害者。因而只有實現“盜糧者無所售，送糧者不私，輕惰之民不游軍市，”才能達到“則農民不淫，國粟不勞，則草必墾矣。”的目的。所以“農民不淫”不是農民不淫亂，不嫖妓，而是應作“農民不游散”解。

“淫”是多義詞，今人以淫為性，一見到“淫”就聯想到性亂，這是忽略了“淫”還有其他含義。古代“淫”除了作過度;無節制;濫;浸淫;淫亂等解釋外，還與“游”通，遨游;“歸來兮,不可以久淫些。”(《楚辭·招魂》洪興祖補注：淫，游也。)其實商鞅關心的是農業生產，改革必須促使有足夠的農業人口墾地種田生產糧食，他最擔心的是農民流散。至于農民是否嫖娼、性亂，雖然對社會安定有一定程度影響，但與種地打糧食并無太多直接關系，所以《墾令篇》的“則農民不淫”的“淫”與性并無關系。春秋戰國，乃至秦漢唐宋時期，均主要以“色”來表示“性”，“淫”并不經常用于表達“性”的含義，而是更多地用于表述過度、無節制、濫、浸淫，以及通“游”，作散失解。商鞅變法的秦代，佛教尚未傳入中國，“性”和“淫”的字義不可能像近代那樣混同。

漢朝沿襲秦代的軍市制度，《漢書·張馮汲鄭傳》有“今臣竊聞魏尚為云中守，軍市租盡以給士卒，出私養錢，服虔曰：‘私假錢也。’五日壹殺牛，以饗賓客軍吏舍人，是以匈奴遠避，不近云中之塞。”[8];《后漢書·祭遵傳》則有“光武愛其容儀，署為門下史。從征河北，為軍市令。”[9]這些均表明漢代存在軍市，但“軍市令”決非掌管妓院的官員，而且從有關漢代軍市的史料中，也找不到與營妓相關的內容。

上述史實如果還不足于說明軍市的性質，我們也未對軍市有一個較為全面和透徹的了解的話，那么以下有關古代軍市的研究論文摘要也應該會讓您信服。

“軍市是指在軍隊駐扎地或屯戍地臨時設立的市場。軍市主要由軍隊掌管，設有專門的職官，其功能主要是提供士兵間或兵民間的商品交易以及軍需品的買賣。軍市的稅收一般歸軍隊所有，但偶爾也會被朝廷調為他用。軍市的稅收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古代經濟，尤其是軍事經濟起到了補充和調節作用。古代星占學上也有相應的軍市。軍市還是刑人之所。”[10]軍市對中國古代征戰的軍隊給養，邊境貿易和地方經濟發展都起到過十分重要的作用，連天象上的星座都有用“軍市”命名的，古代軍市的重要程度可想而知。因此軍市與“女市女閭”實在無法相提并論，又何況齊桓公的“女市女閭”也并非妓院和營妓。此外，軍市還被用作刑場，所以古代執行死刑的“棄市”之說，也包括軍市在內。否則，豈不成了將死刑犯押解到軍營妓院里去斬首示眾?

《論中國古代的“軍市”》一文以豐富的史料全面闡述了古代軍市的發展歷史，組織結構和功能，及其在軍事、經濟上的意義，唯獨沒有提及軍市中有營妓之說，更不必說軍市就是軍營妓院。當然這決不是作者的疏忽或遺漏，也不可能是“為古人諱”有意回避性問題，而是因為軍市與營妓原本就是風牛馬不相及的事。

因此，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斷言軍市絕對不是蓄養營妓的妓院。希望大家能正確認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