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今中外關于同性戀的看法

時間：2025-02-16 02:36 作者：修身堂

同性戀的研究歷史

同性戀在很多工業化國家經歷了罪行化——病理化取代罪行化——正常化的過程，同性戀研究的演變也與這個過程互為影響。

同性戀罪行化

古希臘崇尚男性美，愛慕同性被視為強烈男子氣概的表現，古羅馬帝國也寬容同性戀，但基督教的興起使同性戀開始受到嚴厲譴責。作為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礎，《圣經》中的生殖崇拜是反對同性戀的最根本理由，至今如此。

目前已經有一些歷史學家對《圣經》中反對同性戀的條文提出質疑。耶魯大學的約翰·波斯威爾博士對17種語言的歷史文獻進行詳盡考證后，得出結論：對于同性戀的強烈道德譴責是17世紀以后才出現的;教會人士反對同性戀的論據其實是基于對《圣經》的誤解和誤譯。但教會的影響根深蒂固，新考據的社會影響相當有限。病理化取代罪行化

19世紀中期，隨著行為科學的產生，一些醫學專家開始關注人類性行為。1849年，瑞士醫生克洛德·弗朗索瓦·米基亞從對一例戀尸案的分析出發，發表了有史以來第一篇有關性變態的醫學論文，他在文中首次提出，同性戀是一種天生的生理缺陷。

奧地利精神病醫生理查·馮·克拉夫特一埃賓根據臨床經驗寫成了《性心理疾病》一書，第一部分《性倒錯》致力于論述同性戀。此書認為同性戀者來自父母一方或者雙方都有疾病的家庭。當時同性戀被列為犯罪或受到道德譴責，而此書獨樹一幟地堅持道德中立的態度，提倡以治療來代替監禁，被視為進步。不過克拉夫特一埃賓同時指出：同性戀者被“治愈”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20世紀初，奧地利精神病學家西格蒙·弗洛依德創立的精神分析學認為，如果男孩來自強母弱父的家庭，他與母親的關系必然過于親密，與父親相對疏遠，長大后勢必缺乏應有的男性氣質，因此他試圖尋找一名男性伴侶來做彌補——“戀母情結”是男同性戀的情感起源。雖然弗洛依德步人晚年時傾向于贊同同性戀非病的觀點，但此時精神分析學已經在精神衛生行業中占據了主導地位，“轉變療法”成為治療同性戀的盛行方法。

正常性研究的發展

在同性戀病理化的過程中，西歐部分學者斷斷續續提出過同性戀正常化的倡議。從現有的資料來看，正常性研究最早始于18世紀的社會改革思想家杰洛米·本森。本森從效用主義的原則出發，將社會福利視為個人福利的總和;同性戀行為互惠雙方，且沒有對他人造成傷害，因此禁止同性戀只會降低社會福利——同性戀不應該被列為犯罪。雖然本森的這些文稿到20世紀中期才見天日，但效用主義原則成為拿破侖時期法律改革的理論依據，使法國、意大利等國和德意志部分地區率先擯棄了將《圣經》作為立法依據的慣例，在刑法改革中取締了對同性戀行為的懲罰。

19世紀后期，德國律師卡爾·亨利希·烏爾利克斯借助當時胚胎學的研究成果，認為存在著一個介于男女之間的“第三性”，男同性戀者是“陷于男性身體中的女性”，女同性戀者則正好相反。克拉夫特一埃賓就是受此啟發后，開始研究同性戀。

在克拉夫特一埃賓竭力將同性戀病理化的同時，英國心理學家靄理士寫就《性倒錯》一書，首次在英語世界里提出了同性戀非罪非病的觀點。雖然此書被禁止在英國本土發行，但外文譯本陸續傳人了其它國家(包括中國)。文史學者約翰·艾丁頓·西蒙茲將自己的一生經歷寫入了《回憶錄》，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第一本同性戀自傳。同時期的英國學者兼詩人愛德華·卡賓特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，開始為婦女和同性戀者的平等權益而呼吁。

德國性學家馬格努斯·赫希費爾德于19世紀末成立了科學人道委員會，致力于性健康研究。他在學生和礦工中展開社會調查，結果發現約1%的男性只受到同性的性吸引。這是首次有關同性戀者占人口比例的社會調查。除此之外，赫希費爾德還征集到愛因斯坦、弗洛依德、肖伯納和托爾斯泰等人的簽名，敦促德國政府廢除刑法中懲罰同性戀行為的條款。然而，這些努力因納粹上臺而受到阻撓和中止，德國同性戀者被斥“辱沒民族”而被關人了集中營，囚徒們佩戴的粉紅三角后來成為同性戀權益運動的象征。

至20世紀50年代之前，同性戀研究由于國別與語言差異使交流缺乏，年代的斷層也使其缺乏系統性和連續性，難以對病理化學說造成有效沖擊。“強母弱父”家庭模式一度成為同性戀起源的標準解釋，但它受到各學科的猛烈沖擊，并最終淡出了醫學舞臺。

1948年，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阿爾弗萊德·金賽博士的研究小組發表了《男性性行為研究》。該小組通過對5300名男子的詳細調查表明，有37%的人在青少年至老年時期有過同性性行為，10%的人在一生中至少有三年從事單純的同性性行為。這項統計數字表明同性戀者是一個隱秘而龐大的群體，這對于懲罰同性戀的法律依據提出了質疑：同性戀行為的普遍存在并沒有產生什么不良社會影響，可見它并非洪水猛獸。研究報告還指出，同性戀是人類的基本能力之一，不應該將異性戀當作唯一正常的生物導向，而將同性戀列為病態;即使將同性戀列為病態而加以壓制，也不能阻止下一代同性戀者的產生。

50年代初，人類學家克利夫蘭·福特和弗蘭克·比奇發表了《性行為模式》一書，通過對跨文化人類性行為的研究，發現同性戀不僅在大多數文化中被視為正常，而且有些社會還特許某些成員如此行為;靈長類動物中也存在同性戀行為;同性戀和異性戀都是文化訓練的產物，人類原始的模糊狀態中包含了同性戀和異性戀兩種性傾向的能力。福特和比奇在暗示同性戀先天性的同時，將它視為與異性戀并行的正常性愛表達方式，并對精神病醫生具有的干涉權力提出了質疑。

從精神衛生角度研究同性戀正常性的先鋒是心理學家艾弗倫·胡克博士。胡克比較了30名已經坦然地接受了自己性傾向的同性戀者和30名在職業背景和智力狀況方面條件相近的異性戀者的心理狀態，發現同性戀者的心理健康程度絲毫不亞于異性戀者，老練的精神病學家根本無法將兩者區分開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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